陳恆德-醫師另類生涯規劃
執行長 陳恆德
人生際遇，往往不在自己手中，但回首細思，卻隱約脈絡可尋，亦非偶然。我目前專職於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此乃衛生署繼國家衛生院後所設立的第二個財團法人，受衛生署委託執行新藥上市審查、藥政法規草擬、新藥研發諮詢，健保給付相關的醫藥科技評估及國際交流等，以此活絡機制，期能跳脫公務機關人員編制，任用資格，薪資結構的種種限制，在衛生署主導的董事會下快速網羅專才，成為"民眾用藥安全的把關，生技製藥產業的推手"(詳見www.cde.org.tw)。許多醫界同仁常好奇我為何能捨棄台大主治醫師及臨床藥理學科主任一職，做此"另類生涯規劃"，其實一路走來自己亦不免訝異上帝的奇妙帶領，亦好奇將來將引至何方。
親是台大畢業後於馬偕受訓的一般外科醫師，曾當到外科代主任，卻因袓父負債，1956只好回朴子家鄉開業，遺憾未能留在醫學中心。在五十年前"大外科"時代，父親內、外、婦、兒科無所不通，在地方上頗受鄉人尊敬，亦因曾早期通報台灣霍亂大流行疫情，1998獲頒"醫療奉獻獎"。有父典範如此，我們兄、弟、妹四人皆學醫，似乎理所當然。記得1985年申請台大內科住院醫師口試時，謝維銓教授（父親台大同班同學）第一個問題問我：「你為什麼要學醫？」，我答以「醫師生活對我不是一種抽象的理想、心願，而是體會父親每天生活方式及其意義後的自然選擇。」；再問「為何第一志願填內科，第二志願填外科，是否搞不清楚方向？」，答以「選大科，看大病」，自然亦受父親影響。到了第3年住院醫師面臨選次專科時，胸腔內科學長醫師建議最好選一科有"一技之長"的科，如胃鏡、氣管鏡…..，進可攻（留醫學中心），退可守（出去開業獨立性高，需求大）。想到台大肝病研究甚佳，父親是一般外科，從小在家看腸胃開刀，亦頗有好感，就選了腸胃科，不料我們同屆八位內科住院醫師，竟有四人有志一同皆選了腸胃科，可謂空前熱門。1989年初，有日奉派當總醫師代表，列席內科主治醫師升等會議，只見心臟科及腸胃科教授各堅持提兩位第5年住院醫師升任主治醫師，引起腎臟科和風濕免疫科教授抗議大科投票必贏不公平，難怪小科招不到住院醫師，日漸沒落，如兩大科今年堅持，則明年不得提名，應把機會讓給小科，不料師長竟當場達成協議。會後出來，只好對腸胃科同年說「我們明年升等的未來已成泡影，可以即早開始找工作了。」真是風水輪流轉，小科抬頭。沒想到今年兩位優秀學長全部升任，而有四位之多的我們，竟然次年皆得離開。
就在第5年住院醫師這段對未來極不確定期間，有天謝炎堯教授在舊醫院中央走廊撞見我；突然問我願否受台大派出國改學臨床藥理，回來升任主治醫師，想來是因我大六時為班上極少數選修他的臨床藥理課，對我略有印象之故。原來有一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ABMAC）曾邀一資深臨床藥理學家Dr. Abraham Sunshine來台短期臨床教學，驚訝台灣用藥之浮濫，建議ABMAC提供一年出國進修經費給台灣，訓練一名臨床藥理主治醫師。幾經考慮，心想藥物代謝和肝臟相關，內科用藥多，故臨床藥理學堪為重要。父親當年下鄉開業的犧牲，換來我對前路的自由抉擇，數日後我決定接受，也開始積極了解國外臨床藥理訓練機會，準備申請。此時一更嚴肅的問題浮現，一年的臨床藥理訓練足夠我回來台大獨當一面嗎？如決定留台大，除非長久安於主治醫師一職，否則可能日後又要讀臨床醫學研究所，但誰能教我臨床藥理相關研究呢？因此，亦有人鼓勵我乾脆去讀個博士，一勞永逸，雖如此一來，只好辭職，因為醫院不可能為你保留職位四年。因此策略上我就依全美臨藥排名次序，同時申請十二家醫院一年臨藥訓練計劃及其醫學院藥理學博士班。其中排名第一的為田納西州的凡得堡（Vanderbilt）大學，而其教師陣容中，竟有一位Dr. Robert Branch原為腸胃科醫師，主要研究肝臟藥物代謝和遺傳的關係，因此我就特別寫信表示願跟他做研究。1990年2月，我親赴凡得堡大學和Dr. Branch面談，感謝李鎮源教授及該校藥理學博士畢業我的同學管家仁的大力推薦，Dr. Branch表示或做fellow或讀博士皆願收我，我當場決定願選擇博士班，希望把握住這一人生歷練機會。回台後即向台大懇辭受訓一年機會，希望學成後，醫院如仍有需要，願重新申請復職云云，把自己拋向不可知的未來。
1990年7月帶著四歲的女兒和太太，全家赴美。想到其餘11家申請皆被婉拒，卻能到最好的凡得堡大學進修，莫非真是上帝旨意，即便辭職自費去讀，亦在所不惜。不料七月開學前再去學校找Dr. Branch討論申請獎學金的可能性時，第一句話卻令我大吃一驚，他告訴我他正準備離開此地，到匹茲堡大學建立臨床藥理中心並任主任，如我願跟他轉學，可給我四年全額獎學金。雖匹茲堡大學的臨床藥理中心仍未建立，藥理學亦不如凡得堡大學有名，但我正可觀察他如何由無到有建立一中心，日後或可有助於我在台對臨床藥理的推展。我則表示對他的研究極有興趣，也期待博士學位能四年如期畢業，且有機會在醫院學習臨床部分。就這樣，雖然完全不在原來申請的學校中，我們一家又啟程轉往匹茲堡，忘卻醫師身段，心無旁騖地重溫學生生涯。1991年兒子在匹茲堡出生，太太也開始教會音樂的碩士學位進修，可想見我們一家的"雞飛狗跳"生活。
然一心想回台大，因此我每年總要回來一次，拜訪醫院、醫學院師長。但自我請辭後，ABMAC計劃似乎就不了了之，未見醫院再送任何人去學臨床藥理，只是偶然促成我的出國，而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不知未來將飄向何方。到了完成第三年學業的1993年六月再度回台，我一周內到台大、北醫、榮總和中研院生醫所四地演講，同時探詢一年後回台就職的可能，但皆無具體承諾。就在我台大演講後的第三天，藥理所鄧哲明教授前往拜見國科會主委郭南宏，爭取到在台大設立"新藥開發中心"之國家實驗室的口頭承諾。醫院隔天主管會議，戴東原院長決定全力配合，包括成立臨床藥理學科。在對我印象猶新之時，鄧教授立即聯絡，請我將來負責臨床試驗部分，未來臨床藥理學科所有資源，全部由此計畫配合。至此，似乎真是神意外恩典，美夢成真，但好戲仍在後頭。
回到匹茲堡後，告訴Dr. Branch我台灣工作已有著落，須加緊論文進度如期畢業，也須到醫院了解臨床藥理所扮演角色，特別是新藥臨床試驗相關知識，每日"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不料1994年三月再接到鄧哲明教授來電，表示新藥開發中心因種種原因已受阻，醫院臨藥只有編制我一人一科，無預算，無實驗室，亦無辦公室。如果我仍願回台大，則一切歸零，重新爭取資源，霎時美夢又成空。但是，這個曇花一現的中心規劃，倒是促成我的醫院訓練、如期畢業和台大醫院成立臨床藥理學科請我回去，心想只有憑信心回去再努力。博士論文於八月"Passed with Honors"，離開時，匹茲堡臨床藥理中心規模已成為全美第二大了。十二月中回到台大上班，醫學院謝博生院長約見時，特別要我臨床服務定位於一般內科門診，而非回到腸胃科，因為臨床藥理乃介於各科之間的學門。謝院長另外請我協助藥劑部和新成立的臨床藥學研究所的教學研究及服務，從此開啟了我和藥學領域的長期互動。
回台半年前，心想台灣許多人可能不明白這些年來我學些什麼，因此我就寫了一篇自述在美學臨床藥理且即將返台服務的文章投稿景福醫訊。此文於我返台前一個月刊出，正好被當時藥政處蕭美玲處長看見，我一回到台灣，立刻託人找我。第一次見面就和我長談兩小時，知道國內藥政問題千頭萬緒，力邀我為藥物審議委員會委員，臨床藥理如此被知遇重視，頗受感動，不料就此和藥政處結下不解之緣。在往後數年，推動了多項藥政計劃，如在台大輔導臨床試驗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和侯勝茂教授一起推動五大醫學中心籌組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JIRB），籌組台灣國際醫藥品法規協合會(ICH-T)，和1998 DIA台北國際會議"亞洲臨床試驗最新進展"等。四年來，在台大醫院也推動了藥物諮詢網路系統（CCIS）、門診合理用藥線上查詢，參與藥事委員會及人體試驗委員會，為進藥把關及輔導新藥臨床試驗，也負責醫學院藥理學小組教學等工作。研究上，則和黃俊升醫師、陳建仁教授建立分子流行病學實驗室，研究多種癌症致癌感受性，順利升上了副教授。雖然個人不計較為全院服務並無個人績效獎金，但努力了四年，仍始終未能擺脫一人一科的窘境，因為"合理用藥"在當時的健保制度下，並無法為醫院創造績效，常得靠自己同時維持三個研究計劃來聘請實驗室及行政助理，十分辛苦，那知今日總額預算制度下，績效竟可能反倒讓醫院賠錢。
1997年行政院產業策略顧問會議(SRB)建議衛生署應於一年內儘速成立一嚴謹的法規審查單位，以健全新藥研發相關法規並提供生技製藥業法規諮詢，我也參與籌備工作。有感於全球生技製藥的活力，和美國FDA審查科學性的嚴謹，籌備委員一致認為此乃提升台灣新藥研發、審查的關鍵機制，蕭美玲技監兼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代執行長，再度力邀我和她共創新局，個人也認為此乃另一階段學習與貢獻所學的絕佳機會。畢竟多年一路走來，我已深深體會路在神手中，人生際遇或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往往反倒曲徑通幽，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路望到底的安逸人生路，對我反倒缺乏挑戰。能捨才能得，不再緊抱臨床醫師的"一技之長"，"無技之長"更是海闊天空，誰知今日冷門小科，明日是否炙手可熱，因此1998年七月，大膽再度揮別台大。十一年來，查驗中心人員、業務快速成長，視野開闊，漸受各界重視，今年已達130餘人，其中醫師佔22位，碩士42位，博士35位，一個高水準的團隊，隱然成形，領先亞洲各國。許多新興議題如中藥新藥先導性臨床試驗、基因及幹細胞治療、基因晶片、生物製劑仿生藥，如何以銜接性試驗評估接受國外臨床資料，藥品上市後不良反應再評估，基因體及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疫苗計畫、機電醫材計畫、奈米計畫，健保藥價及給付規定之醫藥科技評估，乃至台灣主導之亞太法規科學網路會議，個人及查驗中心皆扮演重要角色。配合政府台灣FDA組織再造及生技起飛鑽石計畫，將在更多國人及政府監督下，肩負重要促進公共衛生和產業發展任務。
醫師曾是社會的精英、先知與良心，理應懷抱熱血心腸的使命感，以理性、專業回應人生苦難與社會脈動。曾幾何時，因社會民情及健保所衍生之醫療環境丕變，許多醫師面臨以往價值觀的解體。選科非看興趣或人民健康需求，健保給付、工作風險、收入成為重點。為了維持以往既得的收入，許多醫師超時、超量工作，犧牲了應有的醫療及生活品質。健保的給付，左右了醫療生態、自主性，甚至自毀形象，走上街頭抗爭。而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誇大行銷廣告、藥價黑洞、不當收受廠商招待，似乎呼應了日劇"白色巨塔"的劇情。隨著醫師人數的不斷增加和過剩及健保赤字帶來的資源緊縮，傳統醫師的角色確是榮景不再。但危機即是轉機，許多醫師已開始涉入不同領域，做"另類生涯規劃"。
2003二十週年同學會時，許多同學說我"當官去了！"，其實不然；個人的"另類生涯規劃"，其實並非刻意安排。只是秉持理想、掌握核心知識，無懼於挑戰，一步一腳印，路自然水到渠成的開展於前罷了。2009，女兒剛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電機系碩士班，隨即進入康乃爾大學博士班，兒子亦赴美讀南加州大學工程學院，正式邁入"空巢期"，也更多投入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各樣事工，如八八水災阿里山以教會為中心的心靈及社區重建工作（詳見http://www.tcma.org.tw/163）。個人一念之間的動向，影響了下一代國際化的發展方向。值此金融海嘯、兩岸快速開放交流、大環境轉變之際，也希望個人的經驗能鼓勵更多有心人勇敢抓住契機，以另一種角色，完成學醫的自我期許，回應社會的需求及上帝的帶領。